Category Archives: 新闻与政治

  论生产力的发展，失业不可避免   在数学上，有一个毛球定理，球面不存在连续单位向量场。这句话的意思是，地球上总有一个地方没有风，风速为0。     近期伦敦骚乱，希腊罢体，颇为吸引人眼球。但也有社会学家高屋建瓯地说，这是一个“高失业率”社会必有的现象。但凡存在几千万“无所事事，热血青年”的国家，无论2011年的英国，1960年的法国，1966年的中国，1960~1970的美国嬉皮士年代，都会导致整个社会精力过剩。这纯粹是一个人口学、社会学的现象。 我要说，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失业是不可避免的。   一）养活率   首先，我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养活率=人均生产/人的消费。 这个指标的意思，譬如我每个月创造20000元的劳动，花掉了4000元的衣食住行，那我的养活率就是20000/4000=5。     在远古时期，养活率可能非常之低。原始社会的养活率，可能仅仅为1.01。人类每天消耗完捕猎所得物资后，只有极少数的剩余。 到了封建社会，养活率可能为1.2。每年除了日常开销之后，还能有余力养活闲人。这样，社会才会产生“体脑分工”。有一群人可以解放出来，思考铁器该如何使用，思考水利该如何建设。到第二年农闲的时候，大家有能力挖一条灌溉沟。生产力于是进入了加速度发展轨道。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这个数字变得了很大。可能为1:5，甚至1:10。只要机器轰隆轰隆，流水线上就会造出大量的商品，用也用不完。     二）养活率的说明   对于养活率=人均生产/人的消费，我们还有几点说明。 其一，对于任何一个壮年人口。养活率应该远远高于2。因为我们的公式是“人类劳动/人类消费”。而老人小孩是不劳动的。 一个人假设寿命是75岁，而实际工作年龄38年，也就是说理论估算，人一生只有一半时间在工作的。 结合到具体现实，一个中年人士，绝对是家庭的顶梁柱。他每个月不仅要负担自己的开销，而且还要负担小孩子的开销，还要为他的将来积蓄养老金。   其二，这里的养活率，指的是我“全部的劳动”。 众所周知，中国有庞大的公务员。假设我一个月劳动了20000元，真的发到手扣完了税扣除四金，可能连12000元也不到。我自己开销4000元/月。那我的养活率应该是20000/4000=5，而不是12000/4000=3。 因为我除了亲人之外，还养活了2个公务员。   其三，养活率已经包含了人类生活的丰富化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消费生活十分简单。农民除了春耕秋收之外，几乎没什么PSP电子游戏机，卡拉OK娱乐厅。 譬如按一个农民产500斤粮食估算，每斤2元，共计1000元。而今天，号称我们的名义GDP已达5000美元，或者30000元人民币。比中古时期的农民，翻了整整30倍。但我们的实际“养活率”，并没有从1.2翻倒了36。我们一个人的工资，也不可能养活36个亲人人口。 当社会发展了，人类的消费也发展了。“养活一个小孩”的成本也比以前多得多。小孩子不仅要吃，还要买玩具，还要上幼教，开销大得很。 综上所述，“养活率”可能仅从中古时期的1.2，轻微上升到了2.4。   三）养活率的社会含义 解释了“养活率”的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养活率”的最主要性质，是他不断上升的。 从远古时代到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到近代，“养活率”是不断上升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使得人类的“效率”提高。每一个人的工作，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只要科技文明进步，人类在同样时间内的产出，必然增加，“效率”必然增加。 … 繼續閱讀 →

从王志安的出租车微博说起 昨天晚上，王志安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了如下一段话语：http://weibo.com/1670421223/xiymHfLHp @王志安：假如你是一个城市的市长，面临如下问题：1.出租车不够，服务态度不好，市民抱怨；2.开放牌照或者增发牌照司机们罢运上访；3.司机们的牌照交易不受法律保护，但目前市场价好几十万。请问如何解决？要求：解决方案必须符合长远的利益，短期内不引发大规模公共事件。 鉴于我正好情绪低落，沉闷无聊。于是不妨对这个话题展开一下。 一）完美解 这个微博，一共有63个评论。看了一圈，水平低下。有赞成设立新的出租公司以资抗衡，有说回购拍照，有说没收拍照，有说引入ABC类牌照。包括王志安本人，也是思路不清的。 必须指出，以上回答全部都是错的。 首先，这个问题是有“完美解”的。 完美解就是彻底取消牌照，任何人都可以去开出租，也完全没有份子钱。这样，出租车的服务最佳，司机受的剥削最小，价格最便宜，完全没有黑车效应。 当然，某几十个司机可以自由组成联盟，挂相同的牌子，获取品牌效应，并上缴总部管理费。但这也是他们的内部事，自由选择的结果不存在剥削。 完美解就是自由经济，而为了对抗“现行牌照制”的扭曲，再去设立一家新的出租公司。架床叠屋，用一种扭曲对抗另一种扭曲，不是好的办法。而且，人亡政息，换一届领导多一间公司，用B公司对抗A，C公司对抗B，D公司对抗C…………最终搞得我们社会复杂无比。 大道至简。解决出租车矛盾的办法，只要把“政府干预”的那根柱子敲掉即可。在这里，政府干预的就是牌照管制。因为市场上只有8000张牌照，所以才有了垄断出租公司，所以出租车公司才要收很高的份子钱，所以雨天才打不到车。 若政府歉收的话，可以调高出租车营业税。 二）司机反抗 对于“出租车服务不佳，司机受剥削，的士车费贵”，我们给出的药方是“取消牌照”。 现在回到了第二个问题，“理论”和“现实”是不同的。理论上可行的事，在现行中就会遇到很多技术问题。 目前的技术问题是，因为长期的垄断，牌照已经变成了一种“珍稀资源”。在黑市上能够交易，目前的交易价格高达55万元/块。 如果取消牌照，或者增加牌照，很容易遭到“牌照持有者”抗议。司机上街散步。谁也不希望手里的资产，从55万元贬值到45万元。 对于技术性的层面，我们给出的药方是“可缓可急”。 如果缓行，则每个月新增20张牌照。 如果急行，则每个月新增100张牌照。但二者的目的是一样的，即最终发行无限多张牌照。并使得牌照价格降为0。区别仅在于，用3年，还是30年实现罢了。 如果3年实现，则司机手里的牌照，飞速地从55万元，贬值为0万元/张。 如果30年实现，则司机每个月可以收4000元的“份子钱”，一年四万八，算上利息和复利回报，其实拿回本了。反抗力就不会这么大。 具体操作，视市长而定。 三）反抗 现在说道了我们这篇文章的精华点，第30楼有人回复说：“道理如此，但现在的现实是，一旦增发，司机立马罢运。能用警察直接镇圧吗？” 在这里，我给出了一副和所有人完全不同的药方：“坚决镇圧”！ 为什么，因为王志安整一个水平低下，思路不清。他接下来说了什么“循环牌照”，什么“有偿回购”等等方案。 我看都不看他，直接回复说，要“循环牌照”，那么我罢运。要“有偿回购”，那么我罢运。要“成立新公司”，那么我罢运。。。。。。。。 如果罢运是一个死结的话，那无论政府出任何政策，司机只需要简单地回复“罢运”就可以了。 社会没有公义的话，方案就是死结。 我嘲笑王志安说，理论上可以证明，如果有一个“不变量”，任何情况下只允许增加不允许减少，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案就是，他会越来越大，最终变成99.99%。 如果司机的利益不遏止。任何事情，有利的就通过，对司机不利的就通不过。则司机的寄生行为，就会愈演愈烈，最终形成象“福特工人”一样的寄生群体。 所以，在这个关头，你要坚强，别软弱。 坚决和寄生虫做最严厉的斗争，无论再怎么奔波，也要抑制社会寄生群体。 四）正义的边界 许多人听到“镇圧”，总会内心底生出反抗。好像这个词有多邪恶，司机的行为应该得到纵容。 其实，司机未必是对的，政府未必是错的。这件事，关键看“正义的边界”。 何为正义，正义就是讲道理，越过了一步都算违规。 … 繼續閱讀 →

yevon_ou的博客，向来只写不转。因为某自视甚高，在我眼中能称作为“大师”，值得圈评膜拜的文章，实在少之又少。 但这篇是例外，的确写得好。 ——————————————————————————————-   [转贴]土改煽动仇恨是制造沙子化社会的重要手段 13240 次点击 187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万里如虎 于 2011-3-25 6:01:5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煽动仇恨是制造沙子化社会的重要手段 ——–从秦晖论土改说开 作者：宫岭 　　长期以来，对于土改，一般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土改就是为了消灭地主的土地兼并，实现平均地权，保障耕者有其田，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因此，对于土改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基本上也只是当作一种“左”的偏差、错误、过火行为来理解，至多认为是革命意识形态的缘故导致工作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倾向。与此相关的就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改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因此赢得广大农民的衷心支持拥护，翻身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或支前，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奠定强大的社会基础。 　　这样的观点表面上看似乎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再经过当局长期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包括笔者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连许多对共产党的政治传统持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大怀疑土改本身，除了批评其中存在的“左”的暴烈残酷之外，最多只不过认为土改是骗局，因为土改完成不久又立即以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集体化的名义，重新剥夺农民土地收归“集体”，农民空欢喜一场。也就是从后来共产党政策的变化来解读土改，而不是从土改本身来分析。对于土改本身，迄今几乎没有人提出根本的质疑。 　　然而秦晖的研究却为我们揭示了土改最真实的秘密，彻底颠覆了上述长期被我们深信不疑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不得不佩服秦晖的目光是相当犀利的，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揭露、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他不仅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开了土改的真实面目，而且点中了共产党政治运动(包括土改)最深层、也是最真实最隐秘的本质。原来，土改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平均地权，更不是为了什么发展生产力。因为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兼并问题并不严重，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不尖锐。 　　土改的最真实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农村传统的一切社会纽带，也就是秦晖所说的“小共同体”，使广大农民变成孤立无助的一盘散沙，而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党对农村的全方位的严密控制，也就是极权主义体制，秦晖称之为“大共同体”。(当然，这种极权主义体制是否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共同体”，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但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问题。)在战争年代，仅仅靠分给农民一片土地就指望农民能积极踊跃地为你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完全是不现实的。毕竟上前线意味着拿身家性命冒险，没有人会为了一块不大的土地而积极主动地去当炮灰。所以，所谓分得土地的农民翻身做主，积极支持革命战争，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纯粹是一种宣传，而不是事实。 　　只有在真正民主选举的社会里，才会发生人民因为得到好处比如土地而支持某政党并投其票的事情，(例如台湾南部农民曾经就因为得到陈水扁政府的政策好处而投陈水扁的票)因而也只有在这样的民主政治下，才会有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事情发生。而在战争状态中，胜败并不直接取决于民心，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乃在于动员力量。土改的直接目的、意义就是战争动员。而土改之所以能极其高效地实现战争动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分土地给农民赢得民心，而在于人为地在农村中制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组织有目的地发动农民对农村中的士绅、地主之类传统乡土社会精英开展残酷惨烈的“阶级斗争”，直至造成一系列人命血案。这样，广大农民与士绅、地主甚至相当部分富农、中农之间，就结下了血海深仇。 　　如果将来共产党被国民党打败了，农村重新落入国民党手里，那么，这些双手沾满地主士绅鲜血、犯下命案的农民，就难免面临同样残酷惨烈的报复清算。正是对遭受这种报复清算的极端恐惧，才驱使着千千万万“解放区”农民积极主动地支援共产党的革命战争，踊跃参军、支前等等。由此可见，土改表面上是分地，实际上不过是借分地的机会，人为地在农村社会内部制造相互仇恨、仇杀，一方面彻底毁灭传统乡土社会纽带，使广大农民丧失传统的社会组织资源而变成孤独无助的一盘散沙，再也无力抵抗共产党这样的强大组织力量对农村社会的全方位统制;另一方面使农民在这样残酷惨烈的相互仇杀中不得不向党交出一份“投名状”，从此以后只有死心塌地跟党走、死心塌地支援党的战争，才能免于遭受地主士绅的报复清算而保全身家性命。这两个方面的状况，就为党在农村建立起强大牢固的极权主义体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条件。在共产党建政后，虽然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了，不再需要实施战争动员，但是新区的土改依然充满暴力和血腥，依然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挑动农村社会内部相互仇恨仇杀，大规模杀人，其目的一样是为了毁灭乡土社会纽带，消灭农民的传统组织资源，使农村变成一盘散沙，便于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强大严密的极权主义统制体制。 　　这样，在不久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中，就丝毫不会遭遇农民的有组织反抗。例如，土改完成不几年，马上就实施统购统销，剥夺农民;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实行合作化，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实际就是建立当代农奴制;然后很快又开展大跃进、放卫星，造成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等等。所有这一系列运动，基本都没有遇到农民的强大反抗，更没有有组织的反抗，堪称“奇迹”。也正因此，所以今天有些人尤其年轻一代人根本不相信大饥荒之类灾难的发生，在这些人看来，如果有那样的事情，为什么农民不会起来反抗啊?反正横竖都是死，反抗死也比活活饿死强吧!说这样话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么就是完全不了解当时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共产党严密的极权主义控制体制下，农民其实都是孤立的沙子，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组织的反抗，而孤立的个人的反抗是完全无力的，很容易被扑灭。而且在那样的体制下，别说反抗，哪怕有一点点不满的表示都会招来灾难甚至性命不保。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统购统销之类的坑农政策、大饥荒之类的灾难，根源都与土改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从土改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饥荒等等，其实是一脉相承、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通过这些事实与分析，不难看出，土改中普遍存在的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开展的暴力血腥相互仇杀现象，根本不是什么“左”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工作偏差、甚至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正常现象，是建立东方模式的极权体制的基本途径，更进一步说，甚至也是维持东方极权体制的基本手段之一。 　　极权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绝对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源远流长，类型繁多，不同类型的专制政治，其专制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专制政治的共同特点是权力不受制约。其实，在宪政产生以前的人类各种政治体制，无论中西方社会，对权力的制约并非完全空白，这种制约一般多是以传统习俗、宗教力量、多头政治等方式来体现。中国秦汉以来的君权虽然是绝对的，但也受到所谓天命观的软约束，同时在多数情况下，宗法社会习俗传统也会对君权的行使构成一定的制约;欧洲中世纪的君权就同时受到贵族和教会的双重制约，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才逐渐摆脱这双重束缚，但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发育，又开始形成立宪的新传统，以现代立宪体制的形式制约统治权。所以古代多数的政治体制，其专制程度都有一定限度，尤其对民间社会传统秩序、宗教等等，不同程度地持有一定的宽容态度。当然，在古代也有主张绝对专制的，如中国的法家、秦皇，就是典型代表，企图建立全方位的专制体制，彻底消灭一切民间社会自发秩序，以军国主义的手段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座超大监狱。这其实就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后来那些君主虽然在内心深处也想效仿法家，但多数情况下还是不敢全盘照搬，所谓“外儒内法”、所谓“百代皆行秦制”，讲的是专制君权的内在本质，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完全照搬秦制一般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简单，代价太大，成本过高，相比于温和的君主专制(即以儒家为代表的君主专制)而言，完全搞秦制其实得不偿失，不划算。从成本的角度看，实行法家那种法西斯主义的全方位社会控制体制，需要建立庞大的官僚体制，尤其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山川地势复杂，在交通通讯技术极其落后的古代，真的要想建立全国范围的无所不在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体制，在技术上是很难行得通的。同时，豢养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如何保证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对皇帝的绝对忠诚，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要命问题。从代价的角度看，法家的做法势必激起强烈的反抗，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其极权政治的快速灭亡。而象儒家那样，适当尊重和保持民间社会宗法秩序的自治性，借助民间宗法传统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而不是完全由专制皇权严密统制一切，不但成本低很多，而且社会矛盾也可以缓和很多，当然有利于皇权本身的长久维持。 　　现代极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法家的复活。当然，之所以能复活，是有多种复杂因素的，但有两点现代性因素至关重要，一是现代国家职能的空前扩张，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达。古代国家的职能非常简单，自然经济客观上不需要国家做更多的事情，而现代国家的职能就复杂多了，国家主义，或者说对国家的崇拜，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现象。尤其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被许多后发国家视为赶超先进的捷径，这种发展思路客观上为极权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巨大的诱惑。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技术的发达，完全可以克服由于地域辽阔、地理形势复杂、人口众多等自然因素带来的统治困难，也为极权主义提供极大便利。由于有了这两个便利条件，所以当现代社会遭遇严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动荡、信仰危机，等等叠加在一起)的时刻，极权主义的幽灵就很容易复活。 　　现代极权主义本质上是要构建一种置于国家权力全方位控制下的高度封闭的社会秩序，其间不容许任何摆脱了权力体制控制的自发性存在，因而个人就完全只是国家这架庞大无比的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齿轮、螺丝钉而已。这种封闭社会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古代的封闭社会，因为后者是自然地理条件和落后的自然经济农业社会造成的，而前者则完全是人为强制造成的。所以在古代，专制统治的维持虽然也需要暴力国家机器，但在此之外还可以容许社会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汪洋大海一般的自然经济下的乡村世界，本身就是高度封闭的社会，不必利用国家的暴力机器也能够保持其自然的封闭状态，从而构成专制政治天然的基础。可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交往的发展和发达，这种天然封闭的状态已经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了，随着社会封闭状态的逐步打破，专制统治的天然基础也在一步步地消失。所以在现代社会，要维持专制统治就必须借助于强制力量，尤其是借助于国家暴力机器，不能让民间社会有任何自主性，否则只要给社会留下哪怕一点点的自主性，那么这点最不起眼的自主性也会自发地滋长壮大，最后一定会成为侵蚀、瓦解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星星之火，就像今天后极权时代的某些国家那样。因此，消灭社会的一切自主性、自治性，是现代专制政治的“合理”选择，这样就必然要选择极权主义。 　　与法家那样的古典法西斯主义相比，现代极权主义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最典型的如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以德国纳粹为典型例子;另一种就是某种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以共产主义世界的极权主义为典型。现代极权主义是以这些意识形态作为其道义合法性基础，为其国家暴力涂抹上某种神圣的光彩。没有这样的基础，它就无法获得广泛的追随者狂热的支持。相比之下，古代的法家之所以失败，除了前面说的成本代价因素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缺乏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其道义合法性基础，所以它很难吸引来千千万万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很难激起人们的狂热支持。现代极权主义，就是由于具有意识形态的强大道义支持，所以才能激发许多狂热分子为其冲锋陷阵。在这点上，现代极权主义其实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邪教。 　　现代极权主义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制造敌人。人为地制造敌人，是极权主义得以维继的基本要件之一。通过人为地将社会中的某些成员、群体划为邪恶的敌人并号召全社会消灭这部分“敌人”，既可以强化其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又可以制造持续的社会紧张状态，为极权统治提供依据，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制造敌人来彻底破坏正常的社会纽带，摧毁社会自发的共同体基础，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沙子一样的孤独无助的个体，相互之间完全缺乏任何有机关联。这就为极权体制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提供方便条件。否则极权政治必将遭到社会的强烈反抗和抵制而无法实现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 　　因此，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仇恨，人为地制造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残酷激烈的斗争，撕裂社会，毁灭社会自身的有机纽带，是现代极权主义制造沙子化社会(又称原子化社会，笔者觉得还是称沙子化比较恰当)的重要手段。这种制造社会仇恨的工具，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提供，比如纳粹使用的是民族、种族的旗号来制造社会仇恨，共产党国家使用的则是阶级的旗号来制造相互仇恨、撕裂社会。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对社会的毁灭力量更加强大。因为毕竟民族、种族身份还是具有客观确定性的，以民族、种族身份来制造社会相互仇恨，至少对于同一个民族、种族内部的社会纽带的毁灭还是间接的;而阶级身份就不同了。本来在经典的马列主义者那里，阶级划分基本还是按照经济标准进行，可是随着极权主义政治的日趋膨胀，极权政治逻辑的恶性延伸，这些共产党国家对阶级标准的认定也愈发随意，早已不限于以单纯的经济内涵来界定阶级身份，政治立场、态度、观点，甚至个人爱好、私人生活方式等等，都成为划分阶级身份的标准。到后来，干脆完全以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意图、主观好恶、权力斗争需要，来随意给人认定阶级身份。这个现象在共产党这样的东方极权主义势力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最初是将原初意义上的阶级即以经济关系为依据的社会群体作为身份界定标准，将经济关系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作为斗争目标，接着以政治态度、立场为判断阶级身份的依据，将一切与自己政见不合的群体和个人都作为“阶级敌人”来斗争，继而发展到以思想观点、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为依据，将一切看不顺眼的群体都打成“阶级敌人”，最后，就毫无标准，只要掌权者不喜欢，或存在利益矛盾者，都可以随意打成“阶级敌人”。于是，在共产党的“敌人”阵营里，就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甚至包括大量共产党自己的“革命同志”。如此随意划分“敌我”并制造相互的仇恨与残酷斗争，其后果就是整个社会人人自危，没有人能够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有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彻底被毁灭，正常的社会交往也被异化，自发的社会纽带也被彻底斩断，社会的有机联系被消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变成了孤立无助的散沙。到了这一步，严格说起来，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不复是一个共同体了。极权主义走向最极端的结果就是社会本身被毁灭。所以有人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毁灭社会的主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不是彼此之间相互孤立毫无联系的沙子式个人的简单堆积，那不能叫社会。真正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个人之间通过种种有机的纽带联结起来形成的一个共同体。但是这种联结必须是自发的，是个人之间自由交往的产物，而绝对不可是外力强制、强迫形成的。因为只有通过个人之间自由交往自发形成的社会纽带，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培育出相互信任感，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共意志。信任是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是社会有机联系的内核所在，是公共意志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构建社会纽带的基本元素。以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积累为基础自发形成的社会纽带才是有生命力的。而外力强迫形成的关系就不可能体现真正的公共意志，因为强制、暴力联结起来的人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任感，缺乏基本的相互信任的人群之间也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公共意志，有的只能是冒充的伪公共意志，这样的人群内部当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纽带。极权主义就是通过蓄意地挑动人与人之间的无止尽的相互敌对、相互斗争，播下相互仇恨的种子，社会信任感因此被彻底摧毁，正常的社会交往无法进行，社会纽带的自发形成和扩展机制被彻底阻断，真正的公共意志也无法形成。这样的社会不是有机社会，不是有生命力的机体，而是一堆散沙的捏合体。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之间所有的交往、一切社会关系，就完全只能靠极权体制以强制力量来维系，这种纯粹依靠外部强制力量维系起来的社会纽带是极其脆弱不堪的，不可能长期正常维持下去，而一旦维持这种不自然的社会关系的极权体制出现危机或瓦解，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立即陷入严重的人各为战状态，也就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在这方面，现代极权主义做的比古代的法家更加极端。法家虽然也主张法西斯主义的治国模式，但是它基本倾向于“秩序主义”，强调国家秩序有条不紊，当然，这是强权严控下的稳定有序，而不是现代法治基础上的稳定秩序。所以法家和儒家其实有很多共同语言，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以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来统治一个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法家固然主张强权统治，把人民当作统治者的工具、炮灰来使，剥夺人民一切自由、尊严，不过它实行这种奴役制度完全是靠自上而下的一整套完整的专制国家机器，这样它的统治成本就势必相当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奴役制度必然遭到自下而上的民众反抗，从而加剧了法家统治体制的危机。而现代极权主义则比法家“高明”，它不是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来控驭社会，而是有意识有组织地挑动社会内部的相互仇恨、相互斗争甚至残杀，以此彻底斩断一切社会信任、社会纽带，将全民变成一堆相互孤立的沙子，这样人们即使深受极权之害想反抗，相互孤立的沙子式个体也根本没有力量来反抗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极权体制，就容易得多。因此，相比于法家那种纯粹依赖国家机器的高成本专制，现代极权主义的这种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专制成本，并且成效还远比法家大。秦始皇焚书坑儒，修个长城，就闹得民怨沸腾，不堪忍受劳役之苦的民众就揭竿而起。而东方极权主义统治者大跃进大折腾，饿死数千万民众，居然没有发生民变。这就是现代极权主义比古代法家的“先进性”之反映。法家似乎从来没有设想主动地、大规模地在全社会内部挑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对相互残杀相互斗争，可以说，“秩序主义”的专制者一般都不会那么做，因为担心一旦社会内部这样相互斗争起来，很可能失控，并且将会危及统治者自己。这样的担心绝非多余，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一般的专制统治者都本能地选择“秩序主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现代极权主义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相当成功地利用了现代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资源，从而具有巨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和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法家那套专制体制基本上就是专制统治者操控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在单方唱独角戏，缺乏民众的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而现代极权主义则相反，它们能够做到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在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和积极配合下共同完成极权主义体制的构建和巩固、维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无不标榜自己的“人民性”，无不把自己宣布为亿万“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救主，进而将自己的意志说成是人民的意志。但仅有这一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代专制统治者基本都是如此标榜，这个属于专制政治的常规套路，甚至是俗套，虽然也是极权主义必需的，但很不够，而且也不是现代极权主义最独特最“高明”之处。 　　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将千千万万民众直接卷进来陷入其所设定好了的相互斗争的状态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将民粹主义资源充分发挥到极致。所谓民粹主义资源，其实就是对民主的歪曲毒化运用，鼓吹地位卑微的劳苦大众应该翻身做主，打倒原有社会的精英，这套说辞极具欺骗性和煽动性。但是劳苦大众其实不过是极权主义者手里的牌而已，不过是他们利用来打倒和消灭传统社会精英的炮灰而已。消灭了传统社会的精英之后，真正取而代之的，其实根本不是劳苦大众，而是以劳苦大众代言人和救主自居的极权主义者自己!劳苦大众依然是被奴役者，但却得到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政治身份。这是现代极权主义与一般的专制统治最大的区别所在：被压迫者却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崇高地位!被压迫者一边被剥夺了一起自由和权利，一边却被称颂!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奇妙”之处。当然，劳苦大众的这种所谓的崇高地位实际上是虚幻的，其真实含义是，极权意识形态将劳苦大众身上某些有利于极权统治的品质加以提炼，加工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所鼓吹和推崇的“伟大精神”，予以大力褒扬鼓吹，并冠以劳苦大众的标签，服务于极权政治需要。这些被极权意识形态加以提炼、提纯的品质，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老实听话、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之类的奴隶品质(愚)，一类是粗俗、野蛮、残忍的流氓品质(暴)。 　　极权主义需要前者为自己无私奉献，更需要后者为自己冲锋陷阵。于是它所推崇的“人民性”其实就是愚昧和残忍的品质。民众一边被奴役、被当枪使，直至相互仇杀，一边却沾沾自喜，为获得极权统治者的精神嘉奖而欣喜陶醉。专制统治者推崇民众的愚昧，这倒很正常，好理解。而推崇民众的残忍，就比较独特了，这也是极权主义与一般专制主义的区别。推崇民众的残忍品质，目的在于挑动民众之间的相互敌对、相互仇恨，即人为地制造社会内部的不断撕裂，极权政治就是在社会内部这样不断的相互斗争、撕裂的过程中，才得以维持和巩固。一旦社会内部停止了相互的敌对仇视和相残，一旦社会不再撕裂，那么，极权主义的末日也就来临了。毛太祖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内部互残互斗运动。有人说，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从运动的发生上追问，这话自然正确，因为若没有极权主义势力的洗脑、挑动、暴力胁迫，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运动的;并且这种运动的基本过程、方向、目标、力度、形式等等，自始至终完全都掌握在极权主义势力手里，绝对不可能超出后者严格设定的界限，否则就可能引火烧身。这是“可控式核裂变”。 　　不过，一旦这种运动被发动起来之后，民众很难完全只是消极被动的应付，相反，极权主义将每一个人身上的兽性最大程度地挑拨、激发起来之后，个人就由消极被动而一步步地积极主动起来，直至成为运动的自觉的主角。于是极权主义者就可以坐观虎斗，让民众自己互斗互残去，这就叫做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主动性，“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群众在斗争中达到“自我教育”、“自己进步”的目标，党只是“领导”群众运动而绝不包办。于是就完成了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的“积极转变”，甚至很难将两者完全分开，何为运动群众何为群众运动，难以截然分开。 　　应该说，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下，历经强大的意识形态洗脑、思想催眠，伴以严酷血腥的政治运动，这种民粹主义的策略确实可以发生作用。尤其是当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被激发起来之后，被洗脑了的无理性的民众或主动或被动而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中去。在这样的互残运动中，几乎人人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这样互为因果、连环纠结的暴行链条中，确实很难具体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正是这种人人有份的状态能够极大地冲淡个人的负罪感，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所参与和实施的暴行找到客观的理由;同时也能够有效地稀释个人的痛苦感，因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个人可以从别人尤其自己身边人所遭遇的痛苦中获得某种心理平衡、求得某种心理安慰(有道是“和别人分享幸福，幸福就会增加一倍;和别人分享痛苦，痛苦就会减少一半”。此说虽有点文学夸张，但也说明了某种心理学现象，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证);而更重要的是，人人有份的状态客观上容易使人们心照不宣地对这种集体暴行采取回避、掩饰的态度，谁也不愿去认真追究罪责，相反，更愿意对过去的暴行采取集体回避甚至掩盖的鸵鸟态度。恰恰就是在这种集体沉默、回避的背后，真正的元凶也就被有意遗忘甚至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辩护。如此，极权主义一方面成功地挑动起人与人之间的互斗互残，彻底毁灭社会的有机纽带，将社会粉碎成一盘散沙，以建立其严密的极权统治体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其巧妙地让千千万万社会个体成员来替极权统治者承担罪责，让极权体制的广大受害者自己来集体地、自觉地为统治者的暴行做掩盖掩饰、遗忘甚至辩护!何等“高超”绝伦的统治术啊!商鞅韩非秦皇之流如果地下有知，一定自愧弗如，甘拜下风! 　　说到沙子化状态，人们一定会想起马克思对农民的一番经典评价，称自然经济下的小农是一袋马铃薯，类似地，孙中山也曾经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长期以来这样的论调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似乎中国农民真就是散沙一样，不团结，不合作，缺乏国家观念、公共意识，等等。其实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绝对不是完全缺乏公共意识和相互合作，只不过这种公共意识及社会合作主要局限在狭小范围里，比如家族、教会之类“小共同体”内部。简单地指责农民一盘散沙是不符合事实的，没有道理的。至少在家族、乡村社会内部，农民绝对不是什么一盘散沙，很多认真的研究者早就对乡村社会的一系列礼俗、传统、信仰等等生活方式有过详尽的叙述，表明在这样的“小共同体”内部，农民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机的社会纽带强有力地将他们联结起来，乡村社会有着自己的公共秩序、公共生活伦理和精神。 　　当然，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活是封闭的，对外交往很少，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农业时代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交通通讯技术所限制的。而国家观念的缺乏或淡漠也不难理解，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人们的交往不发达，交往的范围很狭隘，国家的公共职能对于乡村社会很多人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乡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不需要国家过多介入，国家对于农业社会的人们而言，更多只是一种政治文化象征或符号，只有遭遇外敌入侵或大型工程、赈灾等特殊时候，才会真切体现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乡民国家观念的淡漠，完全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产物，是交往不发达的产物，而不是我们某些知识精英自以为是的所谓“国民性”，更不能说明乡民“愚昧”。既然如此，那么，只要经济社会发展了，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就自然会被打破，尤其市场经济、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势必会极大地拓展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交往范围，将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纽带从乡村小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国家的范围内，逐步形成以国家为单元的大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公共职能就日益重要起来，国家就不仅仅是政治和文化的象征，而且是大共同体的载体，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这样的大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尤其是要为人们的自由交往创造公平公正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扫除妨碍国民自由交往的一切障碍，目的就是确保全体国民能够通过自由、公平的交往，联结成大共同体。只有这种全民充分自由的交往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发达，有机的社会纽带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进而国家才能真正成为全体国民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意识才能在国民中牢牢树立。可是，极权主义却恰恰相反，不是通过促进自由交往来打破乡村社会封闭状态，扩展社会有机纽带，而是人为地在乡村社会内部挑动相互仇恨相互厮杀来彻底毁灭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纽带，将乡民变成孤立无助的真正的沙子化个体，然后再将这些沙子化的个人强行纳入一个高度极权的专制体制之中。这样做，彻底毁灭自由交往的一切社会基础，割断一切有机的社会纽带，其结果，不是打破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使之走向开放，而是将封闭状态从乡村小共同体扩展到全国范围，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级庞大的封闭体，或者超大监狱。在这个超大的封闭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完全不是自由的，而是处在极权体制的强制和严密操控之下的;社会纽带完全不是有机的，而是极权体制强加的;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元素信任荡然无存，真正的公共理性、公共意志因此就无法生长起来，人与人之间完全就是一种相互隔离相互敌视提防的孤立状态，其实也就是真正的沙子状态。极权主义就是通过将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这样的孤立的沙子，才能维持其统治。可见，真正造成中国人一盘散沙状态、不能合作、相互猜忌等等的，恰恰是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以及它的支持者却又反过来借口中国人一盘散沙状态来为其实行专制体制做理由，这真是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鲁迅这样的文人就是典型例子。 　　后极权时代，专制统治者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胆量和客观条件来制造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内残运动，而是重新回到法家的秩序主义传统上。不过这种撕裂社会的伎俩并没有彻底淡出，只不过不那么残酷而已，由过去主要以政治手段公然制造敌人为主，改变(“进化”)为主要以经济手段为主、借“改革”的名义玩弄“二桃杀三士”的花招，人为制造社会内部的利益分化、阶层阶级利益矛盾，让民众为谋取基本的生存资料而相互争夺，以此转移民众的视线。例如通过医改教改，制造医患矛盾、公众与教师的矛盾等等。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各群体之间，乃至个人之间，因利益矛盾而出现分化分裂，无法形成共同体，这样民众就不会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专制统治者就不会面临类似80年代那种万众一心要求政治改革的严峻挑战局面。后极权时代统治者的这种招数是可以取得一时之效的，当民众内部处于竞相争利的狂热状态时，他们确实不会一致对付统治者，从而专制统治暂时可以保持稳定。然而好景不长，民众很快就觉醒，意识到造成他们利益严重受损的罪魁祸首正是专制统治者。 　　因为专制统治集团在这种利益争夺战中绝不可能保持中立，更不会不介入，坐观社会内部的利益竞争而置身于外。恰恰相反，从市场化改革的那一刻开始，权力集团就深深地插手利益分配，并以改革的名义先是化公为私，将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亿万民众勒紧裤腰带积累下来的公共资产暗中私分，继而又利用权力垄断大部分政治资源、社会文化教育资源和经济资源，垄断成功的机会。如此，则依附在这个专制体制上的官僚权贵集团就成为后极权时代社会财富的最大掠夺者、各阶层各群体共同的最大的剥削者剥夺者和压迫者。随着专制权力的对社会的剥夺日甚一日，以及其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日益严重的失职，相互之间进行着利益竞争的民众也逐渐意识到真正剥削压迫他们的，就是这个专制体制及其官僚权贵集团，这是他们的公敌。当专制统治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变为全民的共同剥削者、全社会的公敌的时候，其人为制造社会内部矛盾的策略就走向了反面，其被全民共同唾弃的命运也就是注定了的。 … 繼續閱讀 →

谁是智商最高的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山姆·奈特(Sam Knight) 2009-05-22 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位于第五大道第60街截口，是一座有着曼哈顿庄重风格的建筑。该死的开支。这是J.P.摩根(J.P. Morgan)1894年委托纽约最才华横溢的建筑师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为他建造这座私人绅士会所时所说的话。1月下旬的某个星期一晚上，建筑的内部，寥寥数位会员流连在织着字母的红色地毯上，不过现在时间还早，才刚过七点。而这正是玛丽莲•沃斯•莎凡特(Marilyn vos Savant)喜欢出没的时刻。 莎凡特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拥有最高智商的人，她喜欢跳舞。几年前，她和丈夫，人造心脏的发明者罗伯特•贾维克(Robert Jarvik)一起，很认真地开始学跳舞，他们大概每月到俱乐部来一次。如果他们到得足够早，他们可以独享舞池。那个周一亦是如此。舞厅大而空旷，乐队在演奏《万事如空》(“Anything Goes”)，当一个虽然颤颤巍巍，却高高兴兴的老头被他的舞伴从舞池中带走，莎凡特和贾维克就可以尽兴随意地在舞池中跳狐步舞了。夫妇年纪60几岁，身材消瘦，富有，在舞池轻快地滑动：她舞步简约精准，他不时来一下踢踏舞，稍显卖弄。跳了一会之后，舞池里人渐渐多起来，成为一个衣着考究的夫妇们小心翼翼移动穿梭的喧闹酒会，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台子。“这是一副社交场景，”62岁的莎凡特微笑着说。“但不是我们的社交场景，我只能这么说。”几分钟后，一位外表严肃的男人碰巧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笨拙的踢步，莎凡特和贾维克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忍不住笑了。不久，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回到他们位于市中心的顶楼豪宅。“我们通常会跳得更多，多很多，”离开时莎凡特说。这时刚刚晚上8点半。“然后我们回到办公室。” 莎凡特——这个姓氏是真实的，来自她母亲的娘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博得了独一无二的声名。当时她还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中心的一名在校女生，接受了一项测试，差不多30年后，她的智商曝光了。1985年，吉尼斯世界记录承认，她在年仅10岁时，正确回答了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成人智商测验的每一道题目，这个结果赋予她相应于22岁零11个月的心智和一个非凡的智商：228。 随之而来的宣传改变了莎凡特的生活。她出现在电视和媒体报端，其中一本空中杂志的封面恰好被贾维克看到。他决心找到她，跟她约会。这个结果也导致她至今仍是美国最知名的人物，她为星期日杂志《展示》(Parade)杂志撰写问答专栏“向玛丽莲求教”(“Ask Marilyn”)，同时由400多家地区性报纸联合出版。过去22年里，莎凡特负责回答人们永无止境的问询——“云雀到底有多高兴？”“我妻子每天吹干头发，这种噪音会损害她的听力吗？”——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预言家般的地位，虽说有些耸人听闻。对她的粉丝及世上其他高智商成员来说，莎凡特是一个惊人非凡的天才，乐于解决问题。对于她的中伤者来说，她要么是一个浪费自己天赋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要么就是他们所需要的，智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证。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她都印入了人们的脑海。她在全民意识中留下了烙印，一个证据就是莎凡特在1999年的系列剧《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饰演角色。她和好莱坞女演员，电影《外星奇缘》的第一主演吉娜•戴维斯(Geena Davis)同是斯普林菲尔德门撒协会(Springfield Mensa society)的成员。 莎凡特在谈话中避免使用花哨的措辞。她表现得很一般。“人们希望我是活的百科全书或人类计算机，”她说，或者“拥有极不平常、极其深奥、极不可思议的天赋，但我真的完全不是那样的。”想反，她说起话来十分清晰，就像她写专栏一样，就像某位学究提防被人误解。例如，有一次，莎凡特在描述她在圣路易斯住的房子。“你真的能看到星星，”她说，“不像在纽约这里，你只能看见金星，”然后她停顿了一下。“对不起，金星不是一颗恒星。”作为几个戏剧剧本的作者，数本自助书的作者，莎凡特谈话涉及文化时，她小心翼翼地不显得太狂妄。相比乔伊斯(Joyce)，她更喜欢普鲁斯特(Proust)，她告诉我，她承认，尽管“乔伊斯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不乏神来之笔。” 这份温和淡定掩饰了她罕见的智慧。因为无论她是什么人，她绝不是骗子。她的智商被一遍又一遍地测试再测试。当我请她描述她对一个问题的思路时，她说：“我的最初想法，或许不是想法，这差不多像一种感觉，是总体感……这就像，差不多，是战时的决策。我不断思考所有的战线，环环相扣，哪里是最关键的环节……”过去21年里与她朝夕相处的丈夫贾维克说，莎凡特的天赋在于能够冷静的处理问题，对于具体答案，她没有我们通常的恐惧或侥幸心理。《展示》杂志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相信，她是个天才，而相对于其他天才，她的能力对他来说是无法言说的。“玛丽莲就是能做到，”他说。“她的答案得来如此迅速。如果光和电的速度是每秒186000英里，你能明白那些神经元的反应有多快吗？她知道你问题的答案。她在你提完问题之前已经得出了答案。”沃尔特•安德森自1986年聘用莎凡特时，就成了她的朋友。 所有这些令人们好奇，为何莎凡特没有发现更高的目标。1995年，这个问题开始困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软件工程师赫伯•维纳(Herb Weiner)，以至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玛丽莲错了(Marilyn is Wrong)的网站！维纳说，他的目的是纠正她专栏中的错误，并担保莎凡特可怕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她不能遭人置疑。但看来真正让他恼火的是，她从头到尾就是在写专栏。“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看看他是如何运用他的智慧的，”他对我说。“这对我来说只是有些奇怪，她只是回答几个谜语或研究简单的事情，而不是去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这些事任何人都可以去图书馆查出答案。” 维纳的抱怨带着少有的谦恭。正如他的网站注明的：“正如标准智商测试得出的结果，玛丽莲比我聪明得多。”但对很多人来说，莎凡特的故事以及“向玛丽莲求教”从广义上说，只是为关于智商测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争论增添了两个证据。即使吉尼斯也已屈服。1990年，在将莎凡特纳入名人堂两年之后，吉尼斯记录发行人，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完全“搁置”了高智商这个类别，称智力测试无论是统一性还是可靠性都不再令人满意，不足以产生唯一的记录保持者。莎凡特要么是永远无法击败，要么从一开始就不值得被击败，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了。 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相互测试智力。在中国的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到公元前771年），担任官职的候选人需要接受正式的测试，标准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普遍、客观的智力等级的概念，直到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产生才成型。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现代生物学之父，那么现代智力测试之父就是他的外甥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统计学家、博学家和优生学的奠基人。1884年，他在伦敦的国际健康展会上建立了一个“人类测量实验室”，为探索人类的身体和智力特征之间的联系，他对9000多名男性和女性测量反应时间、视力、色感和手的稳定性，以及其它项目。 在寻找天才的过程中，高尔顿没能开发出可行的智力测试方法。这一任务留给了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和他的学生维克多•亨利(Victor Henri)。比奈被指派对市内收容所的大量贫苦儿童进行研究，以查明他们究竟是智力缺陷还是仅仅缺乏教育。1904年，他得出一个有30项指标构成的测试结果——从眼睛能否跟踪点亮的火柴，到记忆力和词汇问题——为现代智力测试提供了基础。1916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修订并扩展了测试，创立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这个测试一种沿用至今。尽管特曼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较为温和，但他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1930年，美国24个州通过了绝育法——并期待他的工作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这项工作，”他1919年写道，“最终将导致减少有智力缺陷的人口的繁殖。” 自此，事实证明，智商测试存在争议。在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逾900万男性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智商和能力测试，测试的热情只有有关智商究竟证明了什么的激烈辩论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儿童智商测试、大学院校申请人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的推理测试，以及公司的心理测量测试，它们的设计初衷是识别个体的天份，但其更广义的后果是突显了社会固有的差异。性别和族群差异导致了有关歧视和不平等以及权力的有害争议：谁来定义智力？谁来设计测试？在美国有关智商测试的种种辩论反反复复，一般都回到黑白人口结果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别上，虽然这种差别已在缩小。 上一次全面展开辩论是在1994年，是关于心理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保守派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 繼續閱讀 →

每一分钱捐款都是错误的     好了，让我们抛开良心，仅仅从“是非”角度谈谈汶川捐款的正义性吧。   每一分钱捐款都是错误的。真正对汶川人民有帮助的，绝不是无偿善意地捐款，而是高利贷高利贷！！         1）南亚海啸   四年之前，2006年12月26日，南亚地区大海啸，30万人遇难。各国政府纷纷捐款，进行援助。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个叫Robert Barro的老头唱起了反调。   他反对国际社会对南亚的援助，反对赈灾。并告诫说，此类行为，从长远看，只会造成海啸更大的伤亡，让南亚丧生更多的人命，是对人命无情地谋杀。   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赈灾非常容易地获得，就没有人愿意认真地防治灾害了。   地震并非不可豁免。如果及早地预计该地区为地震高发带，所有的房子，都可以按照最严格地抗震标准建造，代价是稍昂贵20%的土建成本。   如果预计该地区有地震可能，则高质量高等级的道路，很早地就能被建起。通过双复合的地基，即使强地震也不会断裂，交通很快就可以恢复。大量物资和救援迅速可以到场。   如果预计该地区有地震可能，则可以很早在邻近囤积重型机械。通过特制的抗震厂房，哪怕大地塌陷，机器也不会被损坏，而在震后迅速投入挖掘。   如果预计该地区有地震可能，则每一户家庭，都会被配给“地震防护包”。内中有淡水，压缩食物，必备医药。一个人如果手中有该类救急包，72小时生存几率就会高很多。   如果预计该地区有地震可能，则人民早早地被组织起来，再三进行地震演习。军人和工兵也被组织，预备一系列快速反应方案。NGO和民间准备者都会更多。   这一切做了没有，都没有。             这一切做了没有，都没有。而且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在将来，这一切也不会被做。   为什么，因为“地震防护”是要钱的。   … 繼續閱讀 →

              论“比较优势”     没有比较优势，只有比较利润。   1）长线比较优势   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比较优势”或许是最让人感到迷惑的一个话题。从基础上讲，他是一切理论的基石。包括贸易，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产业结构调整，下岗，再就业。。。。。 而在现实生活中，比较优势似乎从未被严格履行过。全球第一钢铁强国，是日本。美国出口小麦，中国出口硅芯片。土耳其出口丝绸，瑞典出口无线电标准。噢！上帝，瑞典甚至只有800万人口。其本国无线电市场小之又小。   1840年的时候，正处于大英帝国的顶峰。英帝国垄断着全世界80%的工厂，马力，机器产能。和几乎所有的现代工业工程师。 这时候，来自于中欧的一个小邦，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告诉英国女王，他们准备发展“钢铁工业”。 英国人为之大跌眼镜，作为亚当·史密斯的故乡，英国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发源地和创始人。是“比较优势”相对分工的鼻祖。 英国人派出了无数专家，苦口婆心地苦心劝导德皇，真心诚意地维持环法均势。英国的经济学家，告诉德国人“你们应该出口橡木和葡萄酒，这才是你们最擅长的事”。 可德国人就是不听，一心一意地发展钢铁工业，三十年后，德国打败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五十年后，德国实力反超英国。七十年后，德国让全世界在其脚下颤抖。     1960年时，一个瘦小的日本人，盛田绍夫，告诉美国的企业界和议员们：“日本准备发展电子工业”。 美国人彻底跌破了眼镜。这完全不符合美国人思考中的产业分工原则。日本即没有硅晶片厂，也没有电子设计设备。日本既没有完善精细的工程师，也没有为之配套的大学课程。 日本的DRAM（半导体记忆芯片）生产出来，成本比美国高50％ 美国人吓傻了，为了他们的日本盟友好，真心诚意地为日本人好。他们耐心细心地劝导了日本人，按照比较优势分工，你们应该生产“渔业，捕捞业，海洋加工业”。小日本，打渔去。 日本人不听，一心一意铁了心生产成本高５０％的记忆芯片，三十年后，日本彻底击败了美国人。并永久地保持了半导体领域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电子技术，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违抗比较优势的选择，反而打造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强国，打造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为什么德国人没有听从英国人的指挥，没有去生产“橡木、葡萄酒”，他们因此而变得更加富裕？ “比较优势”失灵了么？     当然不是，假设你是一个工厂主，新开办了一家工厂，投产试产品，初期蒙受亏损，你会怎么想？ 当然无所谓啦！任何产品刚刚投向市场的时候，肯定是成本高，销售低的。 考虑一盘生意，一个工厂投资计划，关键不是看“第一年”的赢利，而是要看整盘生意长远的打算。如果“一年亏，二年平，三年盈”，就算是很不错了。 … 繼續閱讀 →

            论就业与污染   国民生产总值 = 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１）生产力 国民生产总值，有二种统计方法。即收入法与支出法。收入法：国力＝农业＋工业＋服务业。支出法：国力＝消费＋投资＋出口。 但在英国财长布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人的桌上，却有着另外一张试算表。另外一套总体预算表格。在这个表格中，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套核算推理。 在他们表格中，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对所有的政治课学徒而言，“生产力”都是一个耳熟能祥的名字。几乎每一个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人们，都能熟悉地背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但“生产力”到底是多少，怎么定量计算。绝大多数人，却是云里雾里，完全不知所谓。对历史的判断也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生产力”可以计算，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总量＝人口＊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工农服务业容易统计，而“生产力”比较玄乎。很难计算。所以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还是靠收入法与支出法。靠各级乡镇，油井海关，一级级汇总而来。再加以平均勘错，最后得出报告向外界公布。 这个公式，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只有理论上的价值，并无法实际计算操作。格老几次解释美国生产力增长，无需担忧加息，也是靠的反推而出数据。 虽然公式只具有理论价值，但追究其哲学内含，却有很大的展开意义。     1993年末，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各地普遍都是高污染，高消耗，高浪费的初级工业。重复建设，低水平浪费严重。对资源的开采消耗，也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生态，污染，江河，人口，普遍已经忍受不住对自然的无尽破坏。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种种诸项措施，经过漫长的痛苦的阵痛期，终于迎来了“十五”末期的拐点向上，全面回暖，经济加速发展的好时光。   但在这同时，另一种社会现象也在加剧，并引起了民众的巨大伤痕与苦难。这就是遍及几乎所有国企的下岗潮。几十年的铁饭碗被打破，要到人才市场上自力更生，寻找工作。而社会的变迁又十分巨大，处处需要计算机和外语技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白领青年。这对于４０５０阶层，无疑是非常痛苦苦难的一段往事经历。直到今天仍斑斑血泪。     智者无晦。这二件事，看似毫无关联。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官长的贪污腐败，或者领导的宏观铁面。某位雄才大略的雄岸伟人，被下岗职工记恨在心。 但事实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万事皆有因果。原先的国企大锅饭吃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打破，为什么要进行经济转型，为什么要节约能源？     从这个公式：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就看得很明白了。 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是恒定的，任何人也不可能一夜间将中国变为强国，不可能一夜之间超英赶美。虽然中国发展已经很快了，能够保持９～１０％的增长。但赶上日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 繼續閱讀 →

        为“医疗产业化”欢呼       当我苦苦流涕，跪倒在医生面前，医生说，“这病没得医，绝症，你回去慢慢等死吧”   当我苦苦流涕，跪倒在医生面前，医生说，“这病有得医，绝症，但要60万医疗费”   你说，哪一个更残酷，哪一个更悲哀！       1）窗口     很多人，并不懂，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所谓医疗，其实包括三个层次，初等医疗，中等医疗，高等医疗。   初等医疗，泛指一些成本低廉，疗效简单的医术。如青霉素，杜冷钉，感冒药等。当然，初等医疗，医的不一定是小病，而是指现代医术容易医的病。一些旧社会闻之色变的大病，随着医学和细菌学的发展，已可以很容易控制。这包括破伤风，血吸虫，肺痨，疟疾等。   中等医疗，指技术较复杂，成本较高的一类。如血透，放疗等。   高等医疗，包括手术复杂，成本高昂的医术。如心脏搭桥，换肾，鸡尾酒疗法等。       中国最大的悲哀，是在于打开了一扇通往“高等医疗”的窗口。   很多国家都号称，或者宣称达到了“免费医疗”，包括国人鄙视的印度，斯里兰卡，甚至臭命昭著的北韩等等。   贫穷落后的印度农国，是怎样达成“免费医疗”的呢。看看下列这张表就很明显了。       出生预期寿命（年）男/女　　　　印度 60.1/62.0中国 69.6/72.7　　　　男性/女性儿童死亡率（每1000儿童） … 繼續閱讀 →

      从“电子海洛因”说开去   年初四聚餐，一个堂姐一个堂弟在坐。   堂姐十年前远嫁北京，很多年没见面了，自然格外亲切。小弟今年读大二，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迷上了电脑，立志向IT方向发展。   于是堂姐就聊起来了，她目前在卖防病毒软件，一般。商业前景还是游戏最好，她建议小弟多学学美工，以后转游戏设计方面。堂姐接着说：“嗯，其实我们公司也挺想往游戏方面转的。但我们老板认为，卖游戏，其社会…影响不好。凡事不能单往钱方向看噢”。   堂姐一席话，整桌人气氛顿时冷了下来，虾仁汤包塞在嘴里，食而无味。我抬起头看着堂姐，她是那么自然，那么认真，那么夷然自若。仿佛为真理而献身，一副卫道士的样子。十年不见，堂姐真的变得这么陌生了么。   我把筷子往桌上重重地一拍，“堂姐，卖游戏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十分有益！”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打游戏是错么，我们不认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一个游戏的社会效应巨大，社会福利良好。完全和堂姐的看法相反。   什么样才算一个好学生，什么样才算一个好孩子。一个天天上学到五点，补课到九点，加班加课开小灶请家教，做题海做算术做苦功。在老师面前做跟屁虫，体育课上零分，戴800度的厚眼镜，这样算好学生么？   我们很是怀疑。   事实上，我们认为的好学生，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拥有广阔的知识面，接触各种风格文化的熏陶。既有美国卡通，也有日本漫画，中国武俠，香港电影，希腊神话，印度咖哩，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日剧韩剧，引人泪下的琼瑶阿姨。   我们认为的好学生，必然是自由的，包容的。他需要理解责任，自信，团队，沟通。他需要了解，世界上有多种文化，每一种都有其特殊的个性和伦理。他需要理解和包容多元化，而不是狭隘和偏瘠。   我们认为的好学生，必须是自信的，务实的。他可以独自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了解这社会的运转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庇护在父母家庭小皇帝的羽翼中。好学生必需学会交流，学会沟通，学会和别的孩子诚信相处。学会对话，沟通，和忍让。     这一些的学习，是学校里教得出来的么？我们很是怀疑。事实上，中国学术教育的失败，是人所共知的。我们空谈了数十年的素质教育，到头来，大学生不懂得自己洗衣服，不懂得洗衣服要买洗衣粉，不懂得呵护父母那双浸泡在洗衣粉里的手。   事实上，我们的学课，已经太多太多。现在最紧要做的，不是安排更多的加班课程。而是要把孩子们推向社会，让他们自己去洗一下洗衣粉，去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多接触一些夏令营或竞技比赛。   我们不需要把孩子关在教室。这对他们没好处。事实上，我们培养不出有灵性，有主见的学生。今日之高考状元，只不过一些填鸭背书虫罢了。文学性思想性，中国能培养了几千万个大学生，却没有一个大文豪。     我们对好学生的定义，和老一辈人完全不同。活泼，自由，思想，短期来看或会滞碍学业，但长远来说，这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达到的高度。   我们认为“游戏”是一种“高度社会公益化”的产业，是伟大，健康，思想解放的产业。一个能开口闭口说得出赤名莉香，大野洋子的学生，才是未来真正能在事业上有创新，有开拓的学生。“游戏”是什么，游戏就是人性的解放！ … 繼續閱讀 →